（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对于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5年以上人口、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在城市租房常住人口来说，城市的落户大门将敞开。
6月17日，国家发改委就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提出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通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等重点群体的落户通道，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户，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
“推动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其实类似于个人户口打个六七折来享受公共服务，这对农民工和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是有好处的。”暨南大学教授胡刚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6月11日在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城市化存在结构性失衡，推进城市化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放宽户籍限制，超大城市以外的所有城市应放开落户限制。
着力抓好重点人群落户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孟玮在上述发布会上指出，今年是新型城镇化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年，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重点要推进四方面工作。
首先是着力抓好重点人群落户，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
其次是着力抓好城市群和都市圈规划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第三是着力提升硬实力和优化软环境，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最后，着力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持续提升城乡融合水平。
国家发改委今年4月8日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重点任务》）提出，积极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
“中国目前户籍制度改革核心就是解决存量问题。也就是说，农民已经来了城市工作，但他们在城市没户口，这一问题怎么解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教授王太元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杨伟民在上述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在城市化方面存在经济与人口的失衡。“由于农民工不能在当地落户，可能导致一个农民工一生少工作二十年，一方面造成过早进入到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其次因为他一生少工作二十多年，四十多岁回去抱孙子就很难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这一局面正在逐步改变。孟玮表示，要打通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等重点群体的落户通道，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户，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确保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应落尽落、便捷落户。
杨伟民此前也提出，放宽户籍的管制，超大城市政策要精细化，只限制人口落户中心城区，改进人口落户积分制，特别要放宽对农民工的积分条件。
胡刚认为，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需要劳动力、资金和土地三大要素的流动。目前，我们国家资金流通很活跃，劳动力流动还受到户籍的限制。这个限制破除了，会对整个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胡刚也赞同超大城市外围落户放开的提议。“比如，广州有7400多平方公里，但广州1500万人口，大部分挤在10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剩下6400平方公里其实人口不多。”
除了在城市稳定就业居住5年以上的存量人口之外，租房和贫困人口的落户也颇受关注。
王太元表示，拥有户口一般来说要一个稳定的住所。从国际上的标准来说，在一个地方连续居住半年以上，就算稳定的住所。“但这和我们要求有稳定的住房，甚至是私有住房，不是一个概念。农民工到广州打工，要他们买得起广州的房子，这个要求太高了。那么就通过租房拥有公共户口，让农民工不过分流动，鼓励他们长期居住。”
针对贫困人口落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应该将这一群体的范围放大一些。“我认为，关键是农村的失能和半失能人群，他们在城市比在农村好，农村对他们的照顾是很不到位的。发改委提出，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户，但是农村失能半失能人群，其实比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的群体更大，问题也更大。”
△图/新华社
落户后公共服务如何跟上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后期。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
王太元指出，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在于地方的态度。地方政府考虑到农民工市民化后，公共服务也要均等化，但公共服务的提供是需要地方财政拿出资金支持的，所以他们迟迟不愿意让流动人口成为城市市民。
“人来了，为这个城市创造了收益，财政的收入其实也有很大一块是这些人创造的，不给他们户口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不需要一口气拿出全部的资金。”王太元说。
胡刚也表示，放开户籍的一个关键是配套要跟上，农民的孩子到城市去读书，需要医疗等公共服务。
根据《重点任务》，在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方面，今年确保有意愿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全部持有居住证，鼓励各地区逐步扩大居住证附加的公共服务和便利项目。
杨伟民表示，中国存在财力和人口的失衡问题，经济在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中。这导致了地区和城市之间人力财力差距比较大，各个地区的人均财力或者人均财政支出水平，决定了两个地区之间公共服务的差距、社保的差距、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的差距。
“从根本上来说，我国城市人口是跟着投资走的，而一个城市投资的拉动力，又与这个城市的行政级别有关。”党国英表示，关键是能否让市场来分配资金和土地，而非行政命令。
王太元表示，所谓的均衡发展，很多人的理解有误区。人口并不是按平均面积来分布，而是按照资源、财富的不同来分布的。比如说，上海每平方公里5万-8万人，有的偏远地区每平方公里不到1个人。“你认为是到上海落户合理，还是去偏远地区合理？”
“很多大城市周边，出现行政区划边缘‘断崖式’下跌的问题。这些地区怎么能够形成一整块区域，使人口合理流动呢？比如说，一个人在深圳就业，在周边居住，是不是也可以落户深圳？”王太元认为，均衡发展的关键是解决行政区划边缘“断崖式”发展的问题，应该将一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考虑。
